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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币上人物并非真实个体

发布人:小莉 发布时间:2011-05-18 09:05 浏览次数:5571 次

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,中央美术学院的数百名学生上了一堂特殊的党课。

  坐在讲台上的是一位鹤发长髯的老者——新中国第一代美术家、美术教育家侯一民。两个半小时的讲座中,81岁的侯老谈笑风生,眉宇间透着宠辱不惊与淡定深沉,目光中闪烁着智者的幽默与达观。

  对于外人来说,老人的名字或许有些陌生,但提起他的作品,却几乎是家喻户晓——第三套人民币中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、2元券上的机床工人、5元券上的炼钢工人、10元券上的工农兵代表均由他绘制;第四套人民币中1角券上的少数民族头像、100元券上的四个领袖像素描,也是由他和夫人邓澍共同完成的。

  “当时不觉得是艺术,现在说起来大家都觉得很牛了,一采访我就说这件事,好像侯一民就是专门画钞票的!”老人话音未落,台下已是笑声一片。实际上,侯老早年间跟随徐悲鸿、吴作人两位大师学习西画,一生曾创作不少名作。《刘少奇与安源矿工》、《毛主席与安源矿工》、《跨过鸭绿江》等油画作品便出自他笔下。

  面对台下年轻的后辈们,侯老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“‘艺术为人民’是我的生命!”

  与历史接触多了,让人动情

  侯一民是一位老党员。1948年他在国立北平艺专学习期间,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并担任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。“那时我18岁,每天自行车上挂一双溜冰鞋,不知道的人以为我去溜冰,其实我是去干事情。”

  所谓“干事情”,就是利用漫画、连环画、宣传画等形式,在文艺战线开展对敌斗争。侯一民记得,“当时我们办了一份刊物,其实是一份战报,我把这些刊物藏在美院宿舍的地板下,拴根绳,要看时,把绳一拽就拿上来了。”此外,他和同志们还印刷了10万份木版画形式的宣传册,是在已故知名作曲家瞿希贤家中刻制出来的,“手都刻得流血了,戴爱莲还给我们送来吃的和棉衣……”

  1950年,中央美术学院成立,侯一民成为学院的一名教员。同年,朝鲜战争爆发,他又以《人民日报》特约记者的身份赴朝。在那里,志愿军战士、鸭绿江上的朝鲜战士、朝鲜一家人、担架队,甚至战俘营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,都成为他描摹的对象,由他手绘的一张张战地速写,生动地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前方的战事情况。

  “我记得大年三十晚上,我们坐车过一条冰河,由于平日里经常过车,有些地方的冰面已经融化了。走着走着,突然我们的车头没了,原来是掉进了一个炸弹坑里。”那一幕,侯一民至今仍觉得惊心动魄。后来,他们来到了当地老乡家,“吃了一盘炒黄豆芽,那是我一辈子最香的一顿饭。”

  “与历史接触多了,真的让人动情!”将思绪拉回到现在,侯一民缓缓地说。他告诉学生们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:“有个秘密我保守了50年,我和我的家人为此遭受了很多磨难。但我依旧会保守下去,因为我知道,入党誓言里有一句话叫‘保守党的秘密’!”这句话令听者动容,他本人也潸然落泪。

  我的学生敢于说:“我喝粥”

  一辈子因为画钞票而出名,但侯一民却坦言,自己一辈子最喜欢的题材,是朴素的煤矿工人。

  年轻时,侯一民便曾多次深入矿区写生。在那里,他和煤矿工人们同吃同住,通过画笔留下他们结实的肌肉、黝黑的脸庞、疲惫的神情。他指着幻灯机播放的一张煤矿童工的速写图:“他们被称作‘水老鼠’,矿底里有很多水,童工拉煤斗的时候,只能看见他的头在外面,真的很悲惨!”

  不过,侯一民的笔触并非停留在对苦难的再现。“我总是从正面表现他们的一种意志,一种求生存、求做人的渴望。我不会把他们画成‘黑鬼’,因为他们是我爱的对象。他们虽然黑,但他们的灵魂是美的,是一种真美、大美、朴素的生命之美。他们,影响了我的艺术审美观,这也是我不太喜欢轻浮、华丽的作品的原因。”

  侯一民说得有些激动,“现如今也有人画矿工这个题材,不过总是把他们画得那么愚钝、无知、木然,我觉得这是价值观的问题。艺术观反映人生观,作为一名有63年党龄的老党员,我信奉一点,艺术家应当成为灵魂的工程师。我平时也是这样教授我的学生的,所以他们才能在面对某些物质诱惑时,坚定地拒绝说‘我喝粥’!”

  “为人民服务”,很前卫

  尽管年事已高,但侯一民依然坚守在艺术创作的前线。

  三年前,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三天,他便来到中央美院,和中国壁画学会高级研修班的师生们商量创作一幅“大画”的事情。这幅“大画”便是汶川地震一周年时展出的巨幅壁画《抗震壮歌》。在长近200米、高2.5米的长卷上绘制了一幅幅感人至深的画面,整体效果十分震撼。

  但是观众们并不知道,就在这幅作品完成前夕,侯一民却因肠癌不得不入院做手术。谈起这事儿,侯老轻描淡写地说:“昏迷了70多个小时,阎王爷知道我手头的活儿还没做完,所以不要我,于是我又回来了,把剩下的事情做完。”

  在医院里,侯一民为《抗震壮歌》写下一段后记:“这件作品是对汶川地震中中国人民表现出的人间大爱的礼赞。这爱源于人之本性,这爱源于深厚的民族文化与道德的积淀,这爱源于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多难命运中铸就的坚强,这爱更源于为人民献身、为人民服务崇高美德的培育。”

  侯一民说,他想用这件作品回答一个问题:“别有用心的人说,我们的国家越来越没有统一的意志了,青年人身上共同的理想也荡然无存,是这样吗?这幅画作证明了一切!我始终认为,作为一名‘共产党艺术家’,理当讴歌真善美和人间大爱,理当用艺术为人民服务。有人说,‘为人民服务’已经过时,我倒是认为它很前卫,我一生坚守,无怨无悔。”

  经典记忆

  人民币上人物并非真实个体

  参与设计第三套人民币时,侯一民年仅28岁。1958年,正在中央美术学院任教的他收到中国人民银行的邀请,和罗工柳、周令钊组成了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小组。在此之前,第一套和第二套人民币的绘制、生产都由前苏联专家协助完成,而第三套人民币的诞生,标志着中国自主设计、绘制和生产高质量货币的开始。

  一直以来,关于第三套和第四套人民币上的人物画像,人们都觉得有人物原型。比如,有人考证说,第四套人民币2角券上的土家族姑娘,叫黄其萍,现任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;第三套人民币1元券上的女拖拉机手,是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,现在是退休干部……

  “还有一大堆冒出来说人民币上的人是他本人的,其实都不是。”对于外人的这些猜测,侯一民很肯定地说。他以第四套人民币上少数民族形象为例,“我们当时是根据某一个民族人的形象特质,然后综合各种因素来描绘这个民族的代表形象,根本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。”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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